敏琼庵阿尼
达木天葬台
雪巴拉姆
楚布施主
安多强巴
绒坝岔姑娘
怀念益西降措
酒友
狗人儿
在路上
寻找香巴拉
重返西藏
艽野尘梦
证悟前缘
文殊院茶楼听道
从《农奴》到《红河谷》
阿须之旅
扎西和达娃
密宗修道场
藏传佛教的密宗修道场是与外界隔绝的。只要进了门，再跨出来就是三年三个月零三天以后了。这期间就是亲人去世也不得出去。除去修道者，外人绝对不允许进入。
修道场一般建于远离人迹的山巅，有的就故意修在天葬台的旁边，满天秃鹫飞舞的时侯，修道者们正好可以参悟生死解脱的大道。
第一次知道有修道场是在康巴藏区阿须草原巴伽活佛的领地。那是1990年夏季的赛马节上。有人指着一位面目清朗非常年轻的胖大和尚对我说：他在山上住了三年，今年才出来。瞧，山顶天葬台旁边的小院就是修道场。
我缠住大和尚问这问那，大概听出他们在里面主要是坐禅观想。比如他说的白骨观，也就是天目开后看人皆是枯骨一副。
我问他：看漂亮的女人也是一副骨头架子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笑着对我说：你看着她们是好东西嘛？
一年后的夏天，巴伽活佛答应带我一个人进去看看。就为这，我头一夜兴奋得不得了。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山顶，负责照料生活的一位老扎巴通报了里面。这时山谷中响起了清脆的锁呐。是里面的僧人迎请活佛了。
推开山门是遮挡的影壁，往右再拐才进了院中。十几个僧人手捧哈达，恭顺地向这位修道场的建立者顶礼。在踏上院中小佛堂的台阶后，一位僧人匍伏在地，替巴伽活佛脱掉鞋子，尔后众僧尾随活佛鱼贯而入。
这个小院只有百十平米的空间。一排平房坐北朝南，正中是佛堂，每日固定的时刻大家在此处诵经。两边就是禅房了。进去一看，每间不过三、五平方米。
一面墙做佛龛，也摆放着一些书籍照片之类。一个藏式的小地桌摆点法器和茶碗之类的用品，旁边就是经书架和经书，此外从屋顶悬下一个法鼓。再有就是一个边长一米多点方方正正的小木箱，里面铺放了卡垫和棉被，这就是僧人们坐禅的地方了。三年之中他们大多数时间就在这个小箱中打坐度过。没有一块能够伸直躺平的地方，我换个房间走了走大抵如此。差不多每个房中都摆放了鲜花。
小院之中也种了许多鲜花，极目四望，越过三面墙壁隐约可见远处更高山顶上的牦牛。除此之外只有坐井观天了。
说实在的，一进了院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神密莫测。也许正是耐得住这平平淡淡才能达到解脱的大彻大悟吧。
巴伽活佛带我进了老师的房间，老喇嘛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也不知他这一生有多少时间是在这儿坐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腿好像也只剩下一条。老喇嘛慈眉善目，为我摸顶诵经，还送了我一小包藏药，据说这药很有神力。我一直珍藏着。
三年之后，我重又进过这座小苦修庙。老喇嘛已经圆寂。听说举行塔葬之日，小庙前人山人海，方圆几百里地的牧民都赶来了。如今他坐过的地方已由三年前的一位弟子代替成了得其衣钵的传人，除了经书和一个小木桌，还有简单的几样生活用品及地上打坐的小木箱。现在的房中四壁皆空。巴伽活佛对我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喇嘛，他什么什么都不要，连佛像也不要。
我看着他，心里想着那一位过世的老喇嘛。看起来他也会一直在这儿坐到死去。
后来巴伽活佛又带我们兄弟二人进了另一座大修道场。在那里学成了下山就是更高一级的大喇麻了。简单地说，小修道场三年主要是坐禅参悟。学得好的就过了白骨观，尘世的一切也就犹如浮云了。
大修道场修的是拙火定。是藏传佛教中的密宗气功。修过这样的气功，冬天不冷，行走如飞，盘腿打坐就可腾空跳跃。据说在临死之时，就可以一跃飞升到天界而免受轮回之苦了。
我并没有亲眼见到这样的奇迹。不过进了他们狭长黑黑的练功室中。一排排卡垫上都有一张小牛皮。他们介绍，每日都脱光在此修练。问到的每个人都说已经可以蹦高了。学成下山的喇嘛们和活佛也都这样亲口说过，而且在他们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听说从前一个麻子喇嘛双手一拍就能出火。曾把达赖喇嘛赠送的一件金丝袈裟放在手里燃掉。在他来，出家人要这又有何用呢。有的喇嘛点酥油灯从来不用火，放在肚脐前就可以点燃了。
对我们凡人来说都想亲眼目睹奇迹，才肯相信点什么。可是对西藏的出家人来讲，即便是有奇迹了也不会用于杂耍。着于相就错了。身体的进步无非是修道路上的小果而已。不像内地这些年，神神怪怪的气功大师都在忙于办班授徒收费。
巴伽活佛讲, 冬天的时侯，修道场屋顶的雪存不住，因为喇嘛发的功太热，雪一落下就化了。等到三年毕业时他们要通过考试，其中一项是在寒冷的雪天，将浸满冰水的袈裟披在身上打坐，直到烘干为止。
我已说好下次毕业一定赶来观看。
一般经过小修道场的学习，要修整一段儿，少则一二年，多就没准儿了，然后才能再入大修道场。这样算来，十几岁进庙，修成一个具有一定功力的高僧，二十几岁也就可以了。
巴伽活佛的岔岔寺中两位年轻的铁棒喇嘛就都通过了苦修。
但并非每一个下山的都成了正果。也有禁不住世俗诱惑而破戒还俗的。我曾遇到一位僧人很热情地打招呼。看他上半身穿着俗人衣服，下半身却又是僧裙。一张熟悉的面孔怎么也难忆起。后来才知他就是三年前在小苦修庙中紧挨活佛坐于学生最上座的一个苦者。听说他下了山就找了女人。正所谓“纵是白骨也风流。”
想起巴伽活佛开过我的玩笑：嘎松泽仁（他给我起的藏名）一半是活佛，一半是俗人，他上半身出家了嘛！
看起来最难是色戒。诱惑总是有的。
还有一位曾做过铁棒喇嘛的僧人也娶妻生子了，有时看他抱起一脸鼻涕的小泥人儿就亲，真有些被那自然的天伦之乐打动。可有时看到他那张疲倦的脸，想起往日法会上他那威武的神情和气派，真又为他难过的不得了。对照一个前后的变化。我确实看懂了什么叫“俗”。
我曾很认真地请求活佛让我进庙苦修，活佛仔细端祥着我，显然不相信我能免俗。
六根不净，心诚又有何用，纵是苦熬三年，也还是白耽误功夫！
来生再修吧。
敏琼庵阿尼
布达拉宫山脚下，距龙王潭公园正门不过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民居改做的小佛堂。里面常年住有四五个小阿尼。她们都是拉萨郊外、色拉寺后面高山之上的敏琼庵中的阿尼，每二个月要轮换一次，山上再从全寺百十来个阿尼中选派几个下山。
小佛堂虽然小，里面也仅仅供了几块刻着佛像的石板，但由于地处围绕布达拉宫的转经路上，每日的朝拜者总是源源不断，甚至清晨上学的孩子们也愿意从这间两面有门的小佛堂穿过。此外，佛堂门外即是拉萨最大的农贸市场，整日的人声嘈杂。到了晚上，商贩们也常把没卖掉的货物寄存在阿尼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院中。小院左边是一间小佛堂，右边一间就是阿尼吃饭睡觉的地方。这里的生活直接与拉萨的市井俗人贴近。身居闹市的一方静土，对正当年华的小阿尼们不能不是一种考验。
我从86年开始注意这个小庙。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益西曲珍如今已成了这个小庙的主持，只有她一个人不必轮换上山，我们相处得很好，89年以后每年来拉萨，这里都是必到之处。看到一批批的小阿尼上山下山，在这儿过一段与尘世相接的日子，虽然窗外就是丰富的物质世界，近年的拉萨市场已不比任何内地的市场逊色。但小佛堂中阿尼的生活仍是清淡之极，平日主食唯糌粑、酥油茶而已。仿佛尘世的享乐并不构成对她们的诱惑。每日的诵经之声总是那么的平和安宁。
我曾问过一个叫丹增的二十岁的小阿尼，这儿好还是山上好，她说当然是山上好。
为什么？
——这里太闹，人来的多，看不进去书。山上清静多了。
你可以出去看录相吗？
——不去。
看电视呢？
——有时候看。
什么内容都看吗？比如谈情说爱的，枪战的？
——电视演什么就看什么麻！
她回答得很不以为然。
这个小阿尼是很调皮的，平日很少看她穿袈裟和裙子，常常都是一件棕色西服式上衣和裤子，头上还带一顶小礼帽，看上去就象一个小伙子。只要她走出小庙一步，溶入人流之中就根本看不出她是个阿尼了。小阿尼们必竟都是女孩子，一个个都很爱照像。每次去都要拉我到龙王潭公园为她们留影。不过最喜欢的背景总是布达拉宫。有时为了照像，她们还穿出平日很少穿的漂亮毛衣外套和皮鞋。但有一点，不外乎红、棕、紫红几种，接近袈裟的颜色而已。如果能挎上我太太的坤包，她们
也觉着很神气。还有一点与俗家女孩不同的，就是她们不能画妆。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清晨她们都是连头带脸很认真的清洗，然后再仔细摩擦那种廉价的小塑料袋装的雪花膏。她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布施所得的钱都要上交庵中。寺院只负责她们的吃住，并不象喇嘛寺中还要发一定的津贴。所以日常的零用钱多是靠家中的供养。
这几年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时在街上或寺院前碰到熟悉的
阿尼，她们往往回避或敷衍而过，不大愿意一起行走，也许是怕被人指点与汉人过于亲密吧。就是这些无知的小阿尼往往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政治风波的牺牲品，敏琼庵中就有十几个因为参与游行暴乱被送进了监狱。庵中每月都要派人探监，虽然政府说刑满释放后寺院不得再收留她们。但庵中的老阿尼都说，大家都为重建寺庙出过力，将来怎么能不管她们呢？
每隔一段儿，就要将布施所得的钱财或是买成酥油、煤油、糌粑、食盐等必需品带上山去。过去山下的小庙每月都能收到一千元左右的布施，现在只有三、四百了，据说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山上的敏琼庵座落在一座形同法螺的山巅之上。象每一座西藏的寺院一样，敏琼庵也有自己动人的传说。“敏琼”藏语的意思就是雏鹰。传说一位青海的少年活佛发誓要在拉萨旁边建一座寺院。他独自一人来到山里挑选庙址。当他摆出法器准备诵经祈求神灵点示的时候，一只小鹰自天而降，叨走了他手中的碰铃，直飞到一座山顶，活佛抬眼望去，此山不正同一个法螺一样嘛，这时山谷中响起了螺声。活佛就以雏鹰为名建立了敏琼寺。过了几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活佛修成了女身，从此这座寺院就改成了尼姑庵。
这个故事确实有些令人惊异。因为按西藏佛教的说法，阿尼们终身
苦修也无非是期盼来世变成个男身喇嘛而已。怎么修行到活佛竞然又修回去了呢。也许是为了普渡众生，给更多的阿尼们创造个机会吧。
敏琼庵是一座三层四围，中有天井院落的石头建筑，加上高起的石基，巍峨于群山之中，很像一座古堡。从这里正好可以俯瞰拉萨全城。傍晚时分，拉萨河虽然纤细，却也耀眼的明亮，平时须仰视才得见的雄伟的布达拉宫如今不过光芒一点而已。出家人的视点总是不同，也就产生了别样的一番境界。到了夜晚更是地上一片繁星，这时才惊叹拉萨城近年的发展速度和现代化程度。
天井大院的正中是直上佛堂的石阶。佛堂门厅之上是一间三面玻璃窗的客房。据说只有尊贵的活佛和施主才能在此男性的禁地中留宿，而我们是得到特殊恩准的第一批俗人。
山上没有电，我们燃起的几支蜡烛较之于阿尼们昏黄的酥油灯来说简直可以称华灯通明了。阿尼们一排排的小房间都是门朝院中、窗对山外的。只有伴随木门吱呀的开启声，才偶尔透出一线跳闪的光亮。清夜里纵然有阵阵忽强忽弱的诵经之声飘过，但还是觉着出奇的安静。所以每一声吱嘎的门响都会格外的剌耳。仿佛黑暗中阿尼的目光正窥视着我们这些怪物。
清脆的铜锣拖着长长的鸣响，窗外的古堡云里雾里已是天明。鸟叫声，诵经声，洒扫庭除，轻声的交谈，清洗供佛用的净水碗，将第一担清泉水注入其中。薰香煨桑，浓浓的炊烟。欢快的小狗们。一排排一层层，从四周向佛堂聚集的阿尼在石阶上脱掉鞋子，尔后是站在佛堂门口三次叩拜，鱼贯而入，集体的早课开始，就这样迎来了又一天。阿尼们集体唱经的声音是非常动听的。旋律虽然简单，却又变化多端。尤其是一口气长长唱完后，突然会一阵寂静，那时给人心中造成的空灵感是难以忘怀的。
白天如果没有法会，阿尼们除去自修，可以满山的玩耍，摘些野果野花来吃。有的蹲坐在岩石上小声哼唱着家乡的民歌，一般来讲，在寺院中是不允许唱俗人的小调的。
与喇嘛寺相比，有几点明显的不同。
一是阿尼们原来的文化水准普遍很低，上过学的不多。虽说也有极个别的高中毕业生。
二是阿尼们寺中教育水平也很差，师资力量极弱，老师无非教阿尼们机械地背诵而已。
三是大多数阿尼长相奇怪，可以说阿尼在藏族妇女中不是优秀的居多，称得上漂亮的也极少。不像喇嘛寺中往往挑选有佛像的孩子入寺。因此喇嘛寺中通常聚集了男性中的精英。
有一点和喇嘛寺中多有兄弟一同出家一样，敏琼庵里姐妹们一起出家的也有好几对儿。
山上敏琼庵中的老阿尼只剩下两个人，一个负责生活，担任寺管会主任，一位是领经的老师。山下还有一位去逝的老婆婆留下遗言捐给敏琼庵的一座民宅做了仓库和办事处，那里还有一位老阿尼，其余的就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了，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与老阿尼聊天充满了怀旧情绪，在她们的记忆里总是过去的一切都比现在好。但实际上在过去喇嘛寺政教合一的时代，阿尼就更谈不上有什么地位了。
老阿尼指着没有修复的断壁残垣，自言自语，托共产党的福，一阵风似的，藏族的寺庙都毁掉了。托共产党的福，一阵风似的，藏族的寺庙又都建起来了。
与年青阿尼们相处就轻松多了。我们的交谈常常使古堡中响起一阵阵大笑。她们对我们非常好奇，常常拿我们开玩笑。
她们管我们的摄影师和翻译都叫“阿古顿巴”。阿古顿巴这个家喻户晓的滑稽人物有一个著名段子，说的就是他怎样男扮女装、混进尼姑庵，使许多阿尼怀孕，最后终于被识破而被打出寺门。阿尼们都说她们知道这个故事。
与她们的交往中感到，这些出家的女孩并不扭捏，面对许多难于回
答的问题，她们都能坦然处之，而且显然她们过得很好，无忧无虑，也没有任何对生活艰辛的抱怨。她们只有一个信念：来生一定很好而且会变成男儿的。
为了维持全庵的生活，每年秋天都要集体下山化缘乞讨，或走街串户，或几个一组在繁华的闹市区席地而坐，唱诗募捐。她们的戒律也是很严格的，有事下山必须请假，一次一个月，完了再续，最多三个月。如果逾期不归就算除名了，而一旦还俗，就再不可能重归寺院了，就是去其它寺院也不行了。
家里人可以上山看望，事实上每个阿尼自己生活的一部份大都是靠家中供养。家人来访常常带来一片欢乐，这时人间的俗情就表现的淋漓尽至了。
在山下，还可以出门买回点肉菜等招待亲人。西藏的出家人并不忌荤食，阿尼们也要吃牛肉的。只不过能吃到的机会很少很少。
我们问：你们想家吗？
有的回答说想，有的说不想，有的说想就是想嘛。
再问：家里舒服，寺院里舒服？
——家里舒服。
——寺院里舒服。
——家里也舒服，寺院里也舒服。
又问：我们来这儿，你们心里舒服吗？
——不舒服，哈哈……
不舒服应该哭呀，怎么笑起来了？
——我们干吗要哭？你们又不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来了我们才会哭的。
那你们为什么来这出家？
——一是为了来世，二是为了大众嘛。
你们愿意当阿尼吗？
——不愿意干嘛穿这身衣服。
你们当中会有还俗结婚的吗？
——怎么可能呢，我们在大昭寺发过誓！
发过誓的又还俗也是有的呀，我们就见过。
——也许别处有，别处是别处，我们这儿没有。
——我们连亲人都离开了，到这深山里念经，怎么会还俗呢？
阿古顿巴也发过誓呀，他也出过家呀？
——阿古顿巴是你们这样的人呀，怎么能跟我们比呢？哈哈……
阿古顿巴要走了。
——去哪儿呀？
去朝圣。
——那把我们也带上啊！
你们没出去转过吗？
—— 我们在这儿转着那！
—— 我们去过布达拉宫。
—— 我们去过大昭寺。
——然后我们就去雪巴拉姆（我们在拉萨城中的驻地，布达拉宫下的雪居委会）
——哈哈……
我们真的要走了，你们会送我们吗？
——送到山下吗？
不用，送到寺外就可以了。
——当然要送啦。
以后欢迎我们再来吗？
——当然欢迎啦。
……
下山的路上，三步一回头，高大的古堡上上下下都是她们的身影，她们挥舞着袈裟为我们送行，——拜拜罗！她们齐声的呼喊之后，山谷中久久地回绕着笑声。
达木天葬台
达木天葬台位于藏北怒江源头的比如县境内。因为在此天葬者的头骨将被砌成骷髅墙。所以近几年格外受到文化人的观注和推崇。
我们曾两度去达木拍片。
隔江遥望，两边有两座形制相同的小院，小院之内就是天葬台了。骷髅墙不大，在院内的一个角落堆砌而成。也谈不上如何的壮观或者恐怖。每个院中不过有一、二百个而已。听说这是新的，旧有的文革中被毁掉扔下江去了。
我们和当地僧人在天葬台院内探讨生死，一个扎巴随手拿起一个头骨，一边往下拨草根，一边笑着说：瞧，我们死了都一个样子，最后什么也剩不下，只不过这么一个骷髅头而已。
一个老喇嘛可以挨着个儿的给我们介绍：这个人如何，那个人什么时侯死的，这是一个小伙子，出了车祸死的，只有二十三岁。我非常惊奇这种扒了皮还认得骨头的眼力。
我发现了一个眼框内和牙齿都涂抹了红颜色的头骨。心里想着这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可是老喇嘛却告诉我：“这是小孩子淘气抹着玩的。”瞧人家那孩子从小拿什么当玩具！
夏天来的时侯，小院内青草依依，傍晚时分的金光闪耀，给人以生命和死亡的提示。
听天葬师讲，早年提议保留头骨砌墙的活佛，就是想让人知道生命的意义。你看，无论生时的贵贱差异，最后大家都平等了，砌在同一堵墙里。所以活着的时侯不要太贪，要看得开一点儿，要多行些善事，为后人留点好处，也为来生积点功德。
到了达大最大的感受便是生命和死亡相隔得如此之近，生死在现实的生活中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我甚至感觉到藏族人的文化里有一种死亡准备，在活着的过程中，时刻准备着死亡。人要是死都不怕了，还怕活吗？
我们的文化是恐惧死亡的文化，因而在我们汉族的日常生活里，因为害怕死亡而逃避死亡，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死亡的痕迹。我们的生活是自欺欺人的生活，我们把有关死亡的一切隔绝于我们的视线之中，似乎这样一来，我们会永远不死，永远阳光。
在达木，每一个人都能非常智慧地对你说他们的生死观。你可以和当地人随意地探讨生死问题。比如：你喜欢天葬吗？为什么让鹰吃，不让狗吃呢？“唉呀呀，狗吃的时侯会喊疼的！”这大概是活人有过被狗咬的感受，却没有被鹰叼过的经历。很难想象在王府井大街上去问人喜欢咋个死法，答复可能是一个直拳吧。
一个老太太说：“秃鹰好可怜哪，它们没有能力吃别的东西。它们经常饿着呀，如果我死了喂了它们，它们也不会因为太饿去吃别的小小的动物啦。”可怜吃人的动物，真是一片菩提心。
做为一个佛教徒，一生都坚信布施的好处。因为佛主就有过舍身饲虎，割肉贸鸽的善行。生命是要不断往复轮回的。身体无非乘载灵魂的一时之舟。当此生完结之日，正好还可以再最后布施一次。
有一个老头对我说，饿了想偷，饱了想佛嘛，文化革命中不想佛了，那时候饭都没吃的，只好去吃鱼，饮食习惯都改变了。现在好了，想佛了嘛！
他们往那儿一坐，直视你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过是充满了物欲脑满肠肥溜光水滑的血肉之躯。他们那布满了深沟浅槽的脸，两眼布满了血丝象鹰一样地对着你，你不知道他是一尊塑像还是一尊神，直到你对他裂嘴微笑，他才把满口雪白的牙亮给你。在他那皮肉里包裹着的是有灵性的生命。
每个人都会说，我们这儿有这么好的天葬师，这么好的天葬台，活着也就心安了。
天葬师阿旺丹增已60多岁了。古铜色的皮肤，宽大的额头，粗壮的身体，那稀疏的头发简直就是个秃鹫的头，同时他还有着秃鹫一样的眼睛和神气。他是十七岁时被大喇嘛从寺庙中选出担任天葬师的。他讲得很实际。一是因为活佛说了，这也是积功德的事儿。二是因为家里穷，在寺院里也没什么地位，干这一行还算是最有出息了。这个职业奇怪得很，每个人都很尊敬他，因为心里想着早晚要躺在他的刀下吧。但在生活中却又嫌弃他。一般不会主动请他做客，他自己仿佛也很注意，进了院子就坐在一边，并不往屋内进。看着他那从来不洗也不会更换的红黑油亮的藏袍，人们一定耽心那上边附着一些小鬼。
阿旺丹增带着我们到他家去，小屋里黑黑的，老人让儿子取了两个碗 ，用他皮袍的里面给我们擦了擦，倒上一碗酥油茶，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喝下去了。我想说不准我连小鬼一起也喝进去了。
他的儿子准备接父亲的班，我们拍他的时候，小孩大概才十四、五岁，但是已经跟着父亲见习了。
阿旺丹增说他这一辈子葬了五千多个人了。平均几天就有一个，整日的跟尸体打交道，满身满手都是血，不信佛怎么行。他把秃鹰看得也有神性。因为只要人一死，它们就从远处赶来了。藏人有的就管秃鹰叫“格隆”，因为传说有的喇嘛们死后要变成秃鹰来帮人解脱。
初进天葬台还觉得阴森恐怖，尤其是阳光下璀灿而透明的绿草衬在灰色的头骨墙上，对比非常强烈，一个体现着生命，一个体现着死亡。慢慢地，头骨的表情也就不那么狰狞了。
我发现好多头骨都有一个小小的圆洞，一问才知道这些洞被阿旺丹增抠下来做成了他的佛珠。佛珠有一百零八颗，用一百零八个人的头骨做成，佛珠成天不离手。阿旺丹增用他的手指一颗一颗地捻着这些人的头骨发出咔擦咔擦的声响，给我们讲这一百零八个人的故事。
我曾经从一个藏民处买到一串有一百零八个人的头骨做成的佛珠。自从见了阿旺丹增的这串佛珠之后，我想我的那串多半是赝品。因为他的珠子是不规则的，而我的那串跟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一样，人的头骨有厚有薄，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阿旺丹增还给我看一些奇怪的头骨，其中有一个头上象是长出了一根骨头似的，我想大概是骨质增生的缘故。他说，我看他奇怪，也就留下来了。不想越传越远，被传为达木天葬台有一个长了角的人头骨。
对天葬，外来人充满了好奇与鬼秘，好多人到了西藏不看天葬觉得心痒，看了天葬又觉得恶心，我们最早时候也是这样。
早年有几个朋友象邱少云似的天不亮就埋伏在天葬台附近的草丛里，后来不知是照相机的响动还是什么原因让天葬师发现了，天葬师拎着刀便追。没想到他们跑上了一条绝路，前面是二、三十米高的土崖，情急之中顾不了许多，演了一场狼牙山五壮士。
老二在日喀则偷看天葬也被天葬师追过，他说，他这一辈子也没跑过这么快。要是用这个速度参加奥运会没准能拿名次。
我听过一次最恐怖的天葬，不过末经证实。说的是一个人死后抬到天葬台念了经做了法，天葬师一刀下去，那人一下坐了起来。天葬师楞了一下，毫不犹豫地两刀把这人的大筋砍断，接着一下一下生把他活葬了。西藏人说，你都到天葬台了，还回来干什么？在喇嘛看起来，走了也就走了。
天葬台用鹅卵石拼成的一个四方台，象巨大的双人床大小，油光铮亮。天葬台四周有四块不同颜色的石头象征西方极乐世界的四个方向。天葬台上方有一块石头是为了绑头，以免尸体乱跑。
天葬师的工具平时就随便乱扔在天葬台上，一把砸骨头的锤子，一把很大的刀，天葬师把这刀在石头上磨时发出哗哗的声响。天葬时，一刀下去，喇嘛的号声立刻响起，非常有仪式感。一个生命去时，能有这样的仪式也算死得其所。
苍鹰食腐，人死了以后要放几天才天葬，放的时间由天葬师打卦决定。看着苍鹰我想起人不也食腐吗？我们冰箱里成堆成堆的肉和鹰吃下去的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在饿的的时候开玩笑，来点尸体吧！
拍天葬的时候，我对天葬师说，我们不一定非要拍尸体，能不能把鹰招下来拍一下这个场面就行了。天葬师说，我不能骗他们呀！
后来我们买了一个牛腿准备放到天葬台去，不想阿旺丹增说，这么好的牛腿，还是留给我吃吧。说罢便将牛腿背了回去。
天葬师穿的是红衣服，鹰只要是看到一个小红点出现在天葬台上，就会迅速地飞来。我发现鹰吃骨头跟狗没有什么区别。后来翻译告诉我，天葬师跟鹰都认识，会跟他们说话，而且还给他们一一取了绰号。
天葬师总能把每个人的头骨和下额骨对上，不管天葬台有多少人的头骨，从来不会出错。当他准确无误地把一个人的头骨对上之后，便把头骨镶在墙上。他对每一个都非常熟悉，不管多久他记得。而且做了这么多年的天葬师，一刀下去，人的死因都知道了，他已经是非常好的解剖师。
我们拍摄过一次完整的天葬。当太阳尚未照到天葬台内时，死者的儿子从天葬台的正门牵进了驼着尸包的马。此门平日是不能打开的。然后把尸包头朝天葬台上方的一个土台上放好。尸包是用死者生前的袍子缝制的，尸体卷缩成母体里的婴儿的样子。死者的儿子们开始打扫上面的土台，掀起一层层印满了经文的白布，这些都是死者家属供奉的。一会儿，寺中的喇嘛还要来此诵经超度。
另一边天葬师已早早来到寺前，不时走上台阶，扒在门缝听听里面的超度经念到什么地方了。
死者的儿子这时在厨房内就超度的费用与管事儿的喇嘛讨论数额。经过几番认真的清点，喇嘛认为差几元。死者的儿子赶忙又递上五元，嘴里说着：你再找我一元。
这是一个异常贫困的山沟。这次安葬的费用不到五十元钱，还有一
大半儿是借的。至于天葬师没有特别的规定。一切随缘，且看你的力量和心意，哪怕只送一点糌粑一小块酥油，他也会完会彻底地尽心尽力。
喇嘛诵经之后，开始煨桑。在这儿甚至煨桑的柏叶都找不到，只好用牛粪的烟来代替。这就如同起了峰火，远处的苍鹰派来了第一位侦察兵。在它盘旋过后，黑点从四面八方越变越大。飞起一阵尘土。巨大的翅膀抖动着。鸣叫着。苍鹰都落在了院墙和房顶。
最后再由天葬师来吟唱。死者的孩子们匍伏在他脚下。他一手摇着小鼓，一手拿起人腿骨做的号角，声音是极其令人发颤的，仿佛直接可达天庭。据说那号角必须用处女的腿骨才能吹得嘹亮。一般这都是根据死者生前的遗愿捐赠的，也有捐赠头顶骨做成佛龛前的常明灯碗。
天葬师开始在墙上磨他的勾子和刀。
鹰在旁边飞舞鸣叫撕打。
尸包打开，已经放腐的尸体被天葬师翻了个。
第一刀下去了。天葬师一边还在不停气地诵经，一边切下了死者的脚掌肉。据说这是先割断与大地的联系。接下来是稍细的处理。苍鹰在他的召呼下覆盖上去。只几分钟光景过去。当天葬师喝退群鹰时，只剩一堆碎骨了。尔后是合上糌粑砸碎，再投食喂鹰。整个过程中死者的二个儿子和一个侄儿一直在旁帮忙。我看到大儿子从稍远的草地上捡回一只手臂。头骨还在苍鹰的脚下滚动。
最后一干二净，大鸟们懒散地梳理着羽毛。
死者的儿子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又有这么好的天葬师，吃得又这么干净。***灵魂应该安息了。
这是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妇，最大的孩子已有六十多岁了。在孩子们看来她可以放心地去了。
生命能这么干干净净地离去真是一件幸事。乾隆老爷曾将心比心地认为这是天大的不孝，因而严令禁止这一“陋习”，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真枉为自称信奉佛教的一代明主。
死者亲人最后还要请人在一块鹅卵石上刻上六字真言或一尊佛像。那石头就是直接从江里捞上来的，顺其自然雕凿而成。在天地之间留下一点佛的信息。
在讲课的时候，有学生问我死后会不会选择天葬，我回答，天葬最具有形式美感，这么好的天葬台，这么好的天葬师，这么好的苍鹰，假如人有灵魂的话，在空中看着自己的皮囊随鹰飞升而去，这不比让蛆虫慢慢地侵蚀你美丽的脸庞好？与其放在火里烧，还不如这么痛快干净。而且，如佛教徒所说的，最后还能布施一回。
一个活佛讲，活着的时候可以有一千种活法，可死了之后，只有四种死法，地、水、火、 风，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要么回归大地，要么火葬，要么水葬，风葬就是天葬了。灵魂象风，消逝得无影无踪。
雪巴拉姆
在布达拉宫下面有一片藏式的居民区，这里的房屋是用传统的土丕和石块垒起来的，这个地方叫“雪”，“雪”在藏语里的本意是“酸奶”这是藏族人最喜欢吃的食物，把这里叫做雪，可能是指宝地的意思吧，住在这里的居民人们习惯称他们为“雪居民”。
雪居民算得上是老拉萨了，也许他们多半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儿，是哪儿的人。
不知道是上溯多少辈以前的人到拉萨朝佛后就再也不愿离去，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耽搁，他们在拉萨留了下来，一代一代，不知沿续了多少代人。拉萨实际上就是由一批一批的朝佛者们形成的。
雪居民都是非常虔诚的朝佛者的后裔。由于他们居住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拉萨的市民心目中便显得格外的重要。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借了很多布达拉宫的灵气。
雪居委会非常活跃。在八十年代中期，他们推选了一个很年轻的居委会主任次仁。次仁当时只有三十刚出头的年纪。当了居委会主任后次仁组织了一个雪藏戏团，拉萨人都亲切地管她们叫“雪巴拉姆”。拉姆是仙女的意思，因传说藏戏是由唐东杰布带领七位仙女创立的，所以也代指藏戏。雪巴就是“雪”这个地方，加起来就是雪地仙女――雪藏戏团。藏戏团有很多老艺人，他们解放前就给达赖跳过藏戏，也有些老喇嘛过去在寺院就是专门跳藏戏的，这些人聚在一起藏戏恢复得特别快，就这样，拉萨人有了自己第一个民间的藏戏团。
第一次见到藏戏团的演出是在86年的夏天。
拉萨河对岸有一片树林叫“姑妈林卡”，翻译成汉语就是强盗林卡。据说这儿曾经是强盗、土匪抢了东西分赃的地方。现在强盗是没有了，但人们还是习惯这么叫它。“姑妈林卡”的夏天犹如欢乐的海洋，。淋浴节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在林卡的小溪里淋浴。我实际上为了偷拍淋浴的裸女们才钻进小树林的。
过拉萨河非常浪漫，河上架了一座铁丝编织的小桥，桥上挂满了一层一层五彩斑阑的风马旗，人在桥上晃晃悠悠地走过，风马旗随着小桥的摇晃飘动，特别富有诗意。
一钻进了林卡，“咣－咣－咣”的锣鼓声，一下便吸引了我。原本是来看裸体的，结果看了藏戏，而且一看，就立马把我吸引住了。
那时候一部藏戏要演三天。中午演到一定时候，要停下来歇口气，大家喝喝奶茶，喝喝青稞酒，吃上点糌巴，下午接着演，演到晚上还没演完，第二天再接着演。
遇到藏戏团之后，接下来在拉萨的日子几乎天天都泡在那儿。不几天，就跟演员们混得非常熟了。他们中有喇嘛还俗的，有仍在寺庙的喇嘛，还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简直让我迷恋，她们大多都是歌舞队的。
藏戏特别象古希腊戏剧，戏演到关键时候歌队便一通的高歌，或者是吟唱下面的情节，或者是对上面的内容作出感怀。藏戏的服装极其华贵、漂亮，雪巴拉姆真犹如仙女下凡一般，我只知道不停地按快门，几乎要拍傻了。
藏戏团有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叫马义，意思是水牛。马义是个真正的大师，专演丑角，他一人往往要扮演好几个角色。马义在台上简直演飞了，插科打浑让人眼花燎乱。记得有一出戏，他一上台拎个糌巴口袋，傻子似的直朴楞登几句台词一出口，满场的观众顿时轰堂大笑。只见他一转身，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糌巴“噗”往脸上一抹，倾刻之间满脸全白了，然后做一个鬼脸唱开来。我听不懂，但那场面、那气氛完全包围了我。所有的观众一会儿笑出了眼泪，一会儿随着人物命运的变化唏嘘声一片……那种剧场效果真是我们在都市的人没法想象的，这是我们每一个热爱戏剧的人的理想，但我们又知道这理想永远也达不到。因为他们不仅有最好的演员，还拥有最好的观众，这一年看雪巴拉姆的演出，奠定了我后来对藏戏的热爱和纪录片的拍摄。
记得有一个戏叫卓嘎桑姆，讲的是一个美丽的仙女历尽艰辛战胜恶魔，终于跟自己心爱的王子团圆的故事。戏演到最后，一朵粉红色的莲花一点一点地打开，莲花生降生了！一个孩子在莲花座里高声唱了起来。这一唱，老太太们冲过去就叩头，她们把这孩子就当成莲花生敬仰、朝拜。一瞬间激动啊，兴奋啊，所有的演员载歌载舞一边唱一边跳，最后，每个人手里抓一大把糌巴，随着一阵低沉拉长的“哐！……”声的结束，全场一起大喊“拉索！………”众人高声颂神。“噗！”所有的糌巴一齐抛向天空，瞬时间白色的粉未弥漫，阳光扑朔迷离，一束束闪耀着倾洒在雪巴拉姆的身上。
雪巴拉姆在拉萨名气非常大，86年正好是他们的鼎盛时期。他们告诉我，现在的藏戏是改良了的，有女主演，歌舞队都有女人，这跟传统的藏戏完全不一样，过去是清一色的男演员。戏也比以前缩短了，历史上一出戏一演就演十天半月。现在最长的只演三天。就是这样我们一听三天还吓得够呛呢。
后来我知道了扮演莲花生的小孩就是雪居委会主任次仁的儿子。我和次仁常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次仁特别精明，为人很好，对我们这些外来者非常客气。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爸爸是汉人，是十八军的，后来他走了。我明白了，次仁是一个军人跟“雪”的一个藏族姑娘一段爱情的结晶。军人随着部队走了之后，次仁是居委会的老老太太们把他带大的。他***情况次仁没仔细说，估计是又另嫁他人了。
这时候我注意次仁的脸，如果他不是戴着一顶藏式的礼帽，不是坐在帐蓬里，这是一张标准的四川人的脸，很秀气、五官很小的脸。这张脸和藏戏团所有的人确实完全不同。
从此，他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看他们的演出。有时候他们要出去到十几、二十几公里的地方，我也照样骑车找到那些地方。有一次他们到一个叫蔡公堂的地方演出，我一路的问老乡：蔡公堂有多远？第一个人告诉我：那个地方，五公里吧！骑了半小时，我又问一个人还有多远？“八公里吧！”我又再骑了几十分钟又再问，“还有三公里吧！”，三公里完了又有一个人说是七公里，这数字就象是考验我的毅力。这些藏民几乎是随口说出来的一个数字。后来我发现，不用问几公里，你只要根据他们声音拉的长短就知道这地儿到底有多远。如果他们说：“喔，在那……………个地方”你最好就不要去，你去的地儿起码就是在一座大山的后面了。如果他们说：“喔，在那……个地方”，大概距离就只有五公里。那次我也记不清在晴天丽日下骑了六小时还是多少小时，反正只是记得晒得一踏糊涂，就为了看他们的一场演出。
在那儿看戏不用担心迟到了看不上，不用带吃的。藏民看戏跟过节一样都带上吃的，任何一个周围的人都会给你送酥油茶、青稞酒和油炸的东西，你可以在那儿非常愉快地过上一天，那种感觉真是幸福。有的老阿妈为了表示对你的敬意，“噗！”往杯里吐口吐沫，然后用头巾在杯里使劲地蹭、蹭、蹭，直到她觉得蹭干净了，把酒往杯里一倒，双手举起来非常尊敬地请你喝。
在拉萨呆了一个多月后，搭了个邮车去阿里，没想到走到改则碰上发大水，便退了回来从日喀则打道回府了。第一次去拉萨，雪巴拉姆在我的脑子里刻下了深刻的记忆，回到北京后总也忘不了。
在中央美院读书的时候我一直玩实验戏剧，感觉绘画的局限性太大，就在那一小块破布上编织梦想。舞台就不一样了，想象力在舞台上可以得到自由的拓展，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有诸多的人参予，有各种各样的要素：声音、灯光、形体、布景、服装………可以调动的东西太多了。这回看到藏戏，才发现自己傻逼了。藏族的戏非常简单，晴天丽日之下拉一块大布，“咣………”锣一敲，法号一吹立刻就把人抓住了。尤其是歌队的那种震人魂魄，揪人心弦的吟唱，再加上那么漂亮的姑娘，没法不让人着迷。
89年我又回到西藏，一到那儿最想再见的就是雪居民。
再见他们时，主任生意越做越好，经营搞得热火朝天，他们主要经营的是甜茶馆。
甜茶是一种藏族十分喜爱的饮料。由奶粉和茶砖经火烧煮后而成。据说这是由早年入侵西藏的英国人留在西藏贵族阶层中的习惯。后来不知何时传入了民间。拉萨的一位回民首先聪明地将内地习俗引入，创办了西藏第一座甜茶馆。从此泡甜茶馆的风气日甚一日。
拉萨人富有幽默，他们差不多给每个甜茶馆都起了别致的绰号。比如一家装璜不错，味道 一般的，便被称之为“豪华鼻涕”，还有最大的一家甜茶馆却被称之为“火柴盒”。究其原因是忠实的老顾主们都难忘它刚刚开创时只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几把椅子的光景。以至于今日堂而皇之的大名“光明食堂”根本就无人提及。喝甜茶的钱花得不多，每加一次茶一毛钱，一般人都能喝上十碗二十碗的。
吃茶的魅力在于所谓文化，“火柴盒”被称之为拉萨的社交中心。据察多为政府官员、文人骚客及商人款爷们来此小座。他们自己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这里的各类消息比人民日报早三天！
雪居委会在布达拉宫下面开了甜茶馆，还在罗布林卡――过去达赖的行宫外面和居委会办公的地方开了甜茶馆。
甜茶馆早上、中午还做藏面条。这是一种很粗朴的面条，放点辣酱，切点熟食即可。坐在甜茶馆，苍蝇满屋嗡嗡地飞，藏民们潇洒地举手轰一轰，大块地吃着牛肉，不时来个要饭的，或者是弹弦唱歌的，感觉很象中世纪的鸡毛小店。
居委会的办事机构在一座小山包的脚下，山上是乾隆时代的清朝大将福安康建的关帝庙。史记喀尔廊（就是现在的泥泊尔）因为跟扎什伦布寺发生纠纷而引起了战争，清政府派福安康前往征讨。这场战争以清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它被誉为乾隆一生的十全武功之一。清军住扎拉萨时，为了纪念乾隆的十全武功，建了此庙。
关帝是满清时期极力推举信奉的神，不管走到西藏的哪块地方，他们都要建一座关帝庙，西藏过去曾留下不少关帝庙。藏人把关帝老爷当成内地的格萨尔王，很自然地就把关帝庙都称之为汉格萨。
小庙至今还有福安康留下的石碑，早年香火就断了，成了一座废墟。康区来了几个喇嘛，自己在小庙塑了格萨尔大王和其他一些神的塑像，把“汉格萨”改成了藏格萨。
小山头下还有一个寺庙叫功德林，功德林曾经是拉萨著名的四大寺院集团之一。这几大寺院的活佛经常出任嘎夏政府的噶伦，也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四大林毁于西藏叛乱时期，现在由几个过去的老喇嘛在重建寺庙，因此功德林正在大兴土木。这个寺庙最特殊的是它里面的喇嘛全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的老师就是藏戏团的导演。老人平时在小庙负责小喇嘛们的教育，遇有演出时，就到藏戏团负责组织排练演出。居委会的办公地点就在宫德林旁边的一块空地上。
我认识了女主演卓嘎。卓嘎对于藏戏团日愈地重要，她嗓子太好了，其优美无人可比。卓嘎是环卫工人，每天的工作是清扫大街，只有业余时间才到藏戏团参加排练。
1989是多事的一年，这一年雪巴拉姆的演出也少了。
92年我又一次到拉萨，这时候我已经在拍纪录片了。
到拉萨自然地就想到了拍摄雪居民。次仁安排我们住在居委会办公大院里。我们住的地方楼下是甜茶馆，大院是藏戏团的排练场。这给我们的拍摄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每天天蒙蒙亮，转经的人带着自己的放生羊和狗，陆陆续续转到居委会大院，人欢马叫，亲和热闹。和藏戏团每天的厮混使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更加熟悉。慢慢地，我发现他们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了，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清淡。藏戏团一个长了一双巨大的手、巨大的鼻子、巨大的脑袋的大胖子喇嘛鼓师，一边切牛肉一边跟我聊，生意不好做呀，四川人越来越多，他们做的菜我们做不来嘛！生意都被他们抢走了。
89年我在拉萨时候还没什么饭馆，想找个吃包子面条的地方都比较困难。而86年几乎就没有外来人开的饭馆。到了92年，四川人的饭馆在拉萨已经很多了。
居委会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奖状，次仁依然非常繁忙的样子，但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了紧张。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只见他酒喝得比以前多很多，经常处于半醉状态地硬着舌头跟人说话。
但是，一到演出他们还是那么快乐。藏戏团补充了许多姑娘和小伙子，哪儿有人请他们他们就去哪儿，这回我不用自己骑自行车了，我们跟着他们的大卡车到处去转。
在车上，他们打呀，闹呀，把会唱的歌全部唱一遍之后就开始讲笑话，开玩笑。卓嘎特别活跃，开玩笑经常是她挑头。她用汉语说：“昨天晚上”，大家就附之以“欧欧……”，“罗布次仁”“欧欧……”“一个床呀”“欧欧……”“四个脚呀”“欧欧……”“两个头呀”“欧欧……”“嘎啦叽哩，叽哩嘎啦”“欧……”接着就是一阵大笑……
卓嘎现在负责清扫菜市场，扫了地，收拾干净骑车回家，吃完了饭到居委会排练，根本看不出她是大明星。
雪巴拉姆的演出还是那么热烈，但这里面少了水牛马义。他病了，病得非常重，，演出的场地上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卓嘎带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卓嘎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只见他一滴混浊的老泪从眼角慢慢流出…………那么鲜活那么风趣的生命此时一点踪影也找寻不到。
藏戏再没有演三天的了，最长的只有一天。大家没那么长的时间，也没那么多的人逗留在一个地方看戏。次仁说，现在不行了，大家没那么多时间，我们准备再改，把有的戏压缩成三小时，甚至一小时也行。
不过，每年雪顿节还是雪居民们风光的时刻。雪顿节就是酸奶节，一年一度庆丰收之节。雪顿节最隆重的仪式是哲蚌寺的展佛，成千上万的人汇聚在哲蚌寺的山谷中，等待着喇嘛们长龙一样蜿蜓在山中扛着巨幅的唐卡一佛像。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将唐卡展现在天地之间，一瞬间山谷沸腾，到处是抛酒的哈达和糌粑。鼓乐喧天中，唐卡下面的空地上，雪巴拉姆载歌载舞。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要在罗布林卡里面演出，拉萨人几乎会倾城出动过林卡――逛公园看演出。演出的时候，雪巴拉姆带着锅灶，不上场的人员炸油条做吃的卖给看戏的人，大家都不闲着，又可以创收。有时他们还带上台球桌，到一个地方，桌子一支就开始营业。
次仁真是费尽心机，社会上一流行什么他马上就跟进，他不断地变，不断地跟，总希望能跟上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
八十年代藏戏团的成员演出一场每人给3块钱，后来，每人10块、15块，主演和跑堂的一模一样，对于主演来说，他们要的只有荣誉。经营好的时候，年底居委会会给每人分红。只有少数专职的居委会干部领工资。
这次看他们演出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戏到结尾，大家唱起了令我们非常熟悉的曲调。我猛然想到，这不就是文化革命中唱的毛主席赞歌吗，怎么弄到这儿来了？
原来，以前这个曲调就是对佛爷唱的，文化革命只不过换了一个人，现在又回来给自己的佛爷唱。
次仁的儿子已经长大了，还在剧团里继续参加演出，只是他不能再演小王子，而是站到了女声歌队最末尾的位置上，画着小红脸蛋跟着高歌。
跟雪居民的一个特殊的人有一段交往，对我而言是难以记忘却的。
雪委会的大院里有一个山南的农民，他天生残疾，个子大概只有一米四几，一只手残废，靠要饭度日。他来到拉萨朝佛就不想回去了。由于他经常在藏戏团的甜茶馆要饭，时间长了藏戏团就把他留下来，让他干些脏活粗活也算是对他的怜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管他叫“小人儿”。
小人儿住在藏戏团厨房后面的小过道里。脸黑得象煤球，头发脏得灰秃秃。但他非常勤快，每天劈柴、运煤，什么活都干。
我们总觉得他可怜，不时给他一些布施。藏戏团的人告诉我：他有的是钱。开始我觉得是笑话，有一天夜深人静时，突然听到厨房后面有音乐，过去一看，原来是小人拿着一个不错的录音机在听藏戏，小人的小屋也还弄得挺舒适，虽然是睡在地上。
接触长了，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小人真是没边儿的好，对我们热情周到。我总让他把自己收拾干净一点，他笑笑什么也不说，也不收拾，一直就这么脏兮兮地。
小人儿很可爱，有一天看见他手拉着手地和一个女孩在拉萨河畔散步，我很惊讶，以为他搞对象了。一看那女的也有些奇怪，比他个子还矮，后来藏戏团的人告诉我那是他妹妹，他们家可能是近亲通婚。
有一天我下了决心要让他变个样。我让小人儿烧了一大锅开水，让我们的翻译巴依老爷帮忙按住他洗头。他的头根本就没法洗清，但是不洗一下，我怀疑拉萨可能没有一个理发馆愿意给他理发的。洗完了头，带他到发廊让小姐给他理发。小人开始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洗头的时候还跟我们打闹。当他坐在椅子上，小姐给围上围裙，一点点地剃去他乱蓬蓬的 头发时，我看见小人的眼角含满了热泪。他的表情很复杂，过份地庄严。我不敢直视他，甚至不敢透过镜子与他的目光相交。
理了发之后，小人其实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给他买了一身衣服，一双旅游鞋，还给他找了一幅墨镜，一顶藏式礼帽，小人儿彻底地变了一个人。
那天，藏戏团在罗布林卡演出。我们死活把小人儿拉去看戏。我心里暗藏着一个想法，想帮小人找回人的尊严。
带着他转了半天，平日里相处在一起的人竟然没有人意识到他是谁。直到突然有人发现他的时候，令我想不到的是一下炸开锅了。人们表现出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小人儿把墨镜拿掉，把礼帽收起来，很快消失了。
第二天，人们仍然拿他开心，而这开心却和平时不同的，平时的开心是善意的，而现在的嘲笑是不堪忍受的。小人儿依然又干起了他的那些活，没过几天，他又恢复了原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知道我对小人儿的态度在那些平时跟我们非常好的朋友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是反常的，也是极不自然的，因而是强加的和令人不安的。
再后来几乎每年我都回拉萨。每次回去都一定会去看雪居民，看雪巴拉姆的人们。但是，极难有聚齐的时候。
布达拉宫下面要扩建成一个巨大的广场。雪居民们在搬离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政府给他们修建了非常漂亮的雪新居，每家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但是他们仍然迷恋这儿。虽然这个地方非常落后，没有下水系统，房子也非常破旧，搬离的时候雪居民们痛哭流涕。
在布达拉宫修建的过程中，他们还是经常回到广场，卓嘎总指着一块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儿就是我们家以前住的地方。雪居民们没事还爱到广场来干点活，帮着搬几块石头，用水龙头冲冲地。没人要他们这么做，一切都出于自愿。
甜茶馆一家家倒闭，已经没法再办下去，雪居委会的大院最后也租给了修车行。
雪居委会的一些干部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暖昧，似乎对我们有一种难言的、不好表达的情绪和一种隐约的紧张，让人说不出来的别扭和复杂。也许我们让他们想到了那些无孔不入，抢占生意的四川人了吧。
次仁更加贪酒了。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次仁曾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是破格提拔的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他为自己的工作自豪，他对自己的汉人血统感到一种隐秘的骄傲。而现在次仁绝口不再提他的汉人血统，拍他的时候，他全部用藏语回答我们的采访，一句汉语也不说。
97年我住在布达拉宫宾馆，一天晚上我们开了军队的车出布达拉宫大门，一个喝得醉熏熏看厕所的人冒了出来把我们拦住，满咀的酒气冲我们大叫：收停车费！开车的军人对他说：你不知道吗，从今年八一起所有的军车都是不用交停车费的。我不管你什么军车不军车，我不懂，你必须交！我猛然意识到，他就是次仁！次仁简直就是一个老头，变化大得令人吃惊，几乎认不出他来。我低着头不敢跟他相认赶紧逃走。
九十年代的商业化无可避免地摧毁了过去人们的许多浪漫，传统的民风也在势不可挡的商业大潮中消失。藏族注定是个生性浪漫、潇洒而又散慢的民族，我怀疑他们在天性是否和市场、商业有缘。次仁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他是一个努力想顺应时代的人物，他聪明、能干，几乎是个没有毛病的人。但是他一步一步地感到无奈无能无助。他不服，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平和。他一根一根地抽烟，一瓶一瓶地喝酒，他想不明白这世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问题是他并不是不努力呀，如果一个人竭尽全力还不行的话，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了。
我很怀疑现代文明能否真正带来生活质量，提高从骨子里，我越来越留恋过去牧歌似的生活。我甚至这样想，回到古代也末见得就那么糟糕，这种想法固然让人感到可怕，但是，生活中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毕竟太少。如果不现代化，出路在那里？而选择现代化，又难以适应。走向现代化，在走的过程中面对竞争和压力自信呢？美感呢？我总认为人应该过有美感的生活，美感只能来源于轻松散漫，当一个人的欲望膨胀的时候，当一个人感到内外焦困的时候，他怎么能保有他的从容和美感呢？
次仁的一个生活细节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86年的时候我根本感觉不到在这个人的身上有任何对佛教的信仰，也许是出于表面的误解，我觉得他是一个和我一样的现代人。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个清晨，我拍转经路的时候，突然在转轻人流中发现了他的身影。他看见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对我解释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溜溜小狗。
次仁身边的小狗非常可爱，他曾经给我一只狗崽儿。有一次我从拉萨回内地上军航飞机的时候，我把小狗仔藏在我的肚皮里。结果被我英勇的女解放军战士几乎在我的裆里把那只可怜的小家伙掏了出来，为这事搞得我半年心情不好一度我跟祥林嫂一样不断地对人们说：当时我们为什么不退票？我们应该很牛逼地退票，抱着狗回拉萨！这是题外话了。
现在，次仁根本不用再对我们解释，他已完全溶入了转经的人群之中，转经成了他生活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次仁的儿子长成了细高个的少年，见到我们时只是笑笑。有一次见他时，他在布达拉宫的广场上放风筝。他告诉我还演藏戏，没有做其他什么工作。
马义去世了，大鼻子大手的喇嘛去世了，那个叫罗布次仁的漂亮小伙子也突然暴病而死。
只有女人如故。虽然这些漂亮的姑娘都至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她们见了我们还是特别亲。有朋友说，她们看我和我看她们的眼神都是放光的，火焰一样。一见面她们总这么问我：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你一点也不想我呀！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们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开着调情的玩笑。
九十年代后期，藏戏团的演出多半儿变成了唱堂会的形式，最长的戏真的只能演一小时了。而且一般都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为一个个的旅行团唱上半小时或一刻钟。演出地点很少在林卡，而是改在宾馆和酒店。
传统的甜茶馆被跪式服务的茶道 茶艺取代。各种各样腐化堕落的下流场所，各种各样的酒巴、咖啡屋、饮厅，大家都知道上那里去“饮”什么，饥渴的欲望在那儿啜饮着………。
拉萨河畔那座挂满了风马旗的小铁桥没有了。代之以它的是宽大的现代化桥梁。桥对岸所有的树都砍光了，贴着清一色厕所瓷砖一样的小二楼占据了它们的地盘，林卡变成了一个海南商家投资开发的综合国际城，经营以餐饮娱乐电子游戏。强盗无处藏身，淋浴的少女们不会再来，姑妈林卡的欢乐永远地消失不再。
98年中央电视台中华民族栏目要拍拉萨故事。老二带队到拉萨，他把雪巴拉姆全班人马请到布达拉宫广场演了一场戏。那天，次仁主任刮了胡子，没喝那么多的酒，他再次带上了礼帽，穿上得体的西装，一下子显得英俊如故，恢复了往昔的风采所有藏戏团的成员又欢聚在一起，大家非常高兴一起回忆了许多往日的愉快。
这部拍得十分浪漫的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楚布施主
楚布施主姓什么叫什么我忘了，其实，他的名字已经不重要，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楚布施主。
楚布寺有成千上万的施主，可把一个人称为楚布施主而不叫名字的就是他这么一个。楚布施主实际上已经成了他的名字。
楚布寺是噶玛巴活佛的根本住锡地，位于距拉萨七十多公里的堆龙山谷。寺庙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历代噶玛噶举教派的信徒都将此视为圣地。寺庙毁于1959年，从此，这个地方成了一片废墟，僧人纷纷逃离，整个山谷空空如也。
这一切好象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就在十六世噶玛巴圆寂的那年，也就是1981年，楚布施主从藏北的牧区来到了拉萨。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经济、宗教政策开始宽松，人们的宗教热情悄然而迅速地恢复。
楚布施主到拉萨做生意的路上突然想起了他年轻时出家的寺庙――楚布寺，他决定回去看看。他小时候出家在楚布寺，曾跟着十六世噶玛巴念经学法，寺庙毁了以后回老家还俗了。
楚布施主绕道进了堆龙山谷，他眼前出现的是山谷中的一片废墟，到处是残壁断垣狼迹一片，只有一些巨大的墙垣依稀可见当年佛殿的巍峨。此时的楚布施主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回想当年盛境，他匍伏在地，头磕得血流满面痛不欲声。那一刻，他发了一个大愿――重修楚布寺！
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牧民，一个曾经是寺庙里最低级别的小扎巴，竟然发了这么一个誓愿。
发愿之后，楚布施主一个人到了拉萨，用做生意的钱开始了重修楚布寺的巨大工程。
首先是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部门。楚布施主没什么文化，就靠着苦磨硬缠到处奔波，居然奇迹般地办好了允许恢复寺庙的批文。
拿到批文后他开始化缘。几年之中楚布施主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屈侮，也不知经历了多少令他感激涕零的事。由于他的努力，慢慢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楚布寺终于一砖一瓦地开始了修建。
不知道有多少钱经过了他的手，开始是一、二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终于修建了第一座佛堂。正是这个小佛堂奠定了今天楚布寺的基础。
85、86年以后，宗教政策进一步放宽，跟随十六世噶玛巴到国外的亲随弟子主本德钦得到允许回来到国内。十六世噶玛巴到印度后，在锡金建了一座根本寺――绒定寺，主本德钦是绒定寺的堪布也就是住持。
主本德钦主要着手在境外筹钱，境外境内的钱合在一起，楚布寺开始有了规模。在主钵德钦的操持下，寺庙有了出家人，众僧和百姓们在期待着十七世噶玛巴的转世。
十六世噶玛巴有四大弟子，为首的是夏玛巴活佛，再就是司徒活佛、蒋贡活佛、贾察活佛。
噶玛巴出国时带出去四个孩子，让他们在国外受了很好的教育，后来他们成为噶玛噶举教派的四大支柱，人们称四大天王。十六世噶玛巴生前对他们说，他走了以后四人轮番执政，每人执政三年。
按照噶玛噶举教派的规矩，噶玛巴圆寂后应留下遗嘱，清楚地指示他的转世迹象。但十六世噶玛巴没有留下遗嘱就走了。因此为十七世的转世留下了一团迷雾。
这个时期四大弟子都在为寻访转世暗中努力，尤其是夏玛巴。他通过打卦、观湖显影，曾经派人到藏北寻访灵童，但找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夏玛巴是十六世噶玛巴的亲侄儿，轮到他执政满三年之后，他不再往下交权。因此导致了应该接掌政权的司徒活佛内心的不满。在他之前的蒋贡、贾察都严格地执行了十六世生前的嘱咐。
司徒活佛在86年回过藏北，见过现在十七世噶玛巴家乡的一个大喇嘛安多次旺巴登，他让大喇嘛注意转世灵童的事。
90年冬天司徒活佛第二次回国。并且在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德格。司徒活佛的主要寺庙是德格的八蚌寺。这个寺庙的地位仅次于楚布。在八蚌寺他见了众多灵逸的孩子，并封了几十个转世灵童。但是，司徒没有给次旺巴登带来的孩子封灵童。只是给孩子留下了他自己的佛珠之后便回了印度。
当时有一段这样的插曲，有一天孩子不见多时，回来以后安多次旺巴登问他：‘你到哪里去了？“
他说“我去见司徒了。”
安多次旺巴登非常生气地指责他，“你怎么直呼尊敬的司徒仁布钦的名字？”
“这有什么，没人的时候我还给他摸脑壳呢！”
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的十七世噶玛巴。这件事透露了一个信息，在十七世噶玛巴还没公布之前，司徒已经与他有了接触。
司徒回到锡金几个月之后，声称在自己的嘎乌里找到了十六世噶玛巴的遗书。遗嘱用诗歌文体写成，明确地指示了十七世转世灵童的一切。
司徒宣布完遗嘱之后，马上要求派人寻访。这个任务交给了年龄最小的蒋贡活佛。蒋贡活佛带着遗书的副本非常高兴地回国。就在尼泊尔境内车体突然爆裂，蒋贡活佛死了，遗书也不见了。
后来教派中有一种说法，司徒活佛感到遗书恐怕很难送回国内，他转交给了正在印度、尼泊尔朝圣的西藏藏医院副院长赛朗活佛。赛朗带着遗书在印度转了一圈之后，悄悄地回到拉萨把遗书交给楚布寺。楚布寺根据遗书马上到拉托乡很容易地找到了转世灵童。
92年楚布寺迎请灵童回楚布寺。在拉萨的大昭寺由司徒活佛和贾察活佛亲自主持了剃度仪式，并且在楚布寺举行了座床大典。
十七世正式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高级活佛。
可是在整个的仪式中，夏玛巴没有露面。在所有的宣传中也忽视了夏玛巴的存在。这一切无疑触恕了夏玛巴，由此引发了噶玛噶举教派巨大的分裂。夏玛巴活佛和他的管家结成一派，管家也是十六世噶玛巴的一个亲侄儿。他们对司徒活佛进行置疑，并且把遗书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鉴定，鉴定的结果：遗书是伪造的。于是他们从康区又找到了另一个大活佛波米旁的儿子，并且把他们父子接到境外，在境外又立了一个十七世噶玛巴。
夏玛巴活佛在历史上曾引起过一场西藏与喀尔廊的战争，清政府帮助平定了战争之后，达赖宣布永远革除夏玛巴的封号，不允许夏玛巴再转世。夏玛巴已有二、三百年没有转世，夏玛巴的寺院也早就被黄教占领。
59年十六世噶玛巴离开西藏以后，跟达赖商量能否恢复夏玛巴的转世。此时达赖为了拢络人心，同意了十六世噶玛巴的要求。
西藏的教派之争从末停止过，十五世噶玛巴圆寂后，曾经有四个灵童来争这个宝座。其中一个大官的儿子争得之后，玩耍时不小心从二楼上摔下来死了。按藏族人的说法，这证明他显然坐不住这个宝座，不是真的噶玛巴转世。四个孩子最后只剩了十六世噶玛巴一人。
可是这些教派之争丝毫不影响老百姓的信仰。我跟楚布施主探讨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一个虔诚的信徒是不是会生出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是那么单纯，他虔诚地渴望他们的精神领袖乘愿再来，可现实却是这样充满了对于权利的争夺。
他说：夏玛巴和司徒都是十六世噶玛巴亲自选定的活佛，作为普通的人我没有权利说谁对谁错。我心里想，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我眼前的这个 噶玛巴，我一见到他就会浑身激动得发抖，我确确实实知道他回来了，他就是我的根本上师，我就是他的扎巴。但夏玛巴选的孩子至少也是个大活佛。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大活佛而坐这个宝座就会暴毙的，根本坐不住。我们佛教里讲，一个慈悲的菩萨，他的心、口、意、形会同时变幻出好几个转世活佛，比如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大活佛红教的隆钦绕强巴，他的心、口、意、形都转世成了四个活佛支系，这在藏传佛教里是有的。
这么复杂的事在他看来很轻松地就解释清楚了。只要坐上去不暴毙，想必就是活佛，他们就是这么朴素。
94年我进驻楚布寺拍纪录片。楚布施主已经辛勤努力了十几年，现在的楚布寺更大更辉煌，在整个佛殿的格局里，楚布施主最先建的佛堂显得小而旧。寺庙安排我们住在这座小佛堂的二楼。
听说我们来，楚布施主非要找我们谈谈。以前只是听说他的故事，没想到他是这么朴实，一米六左右的个子，眼睛闪动着灵气，让人感觉非常诚恳，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藏民的样子。
此时的楚布寺众人瞩目，日显兴旺，更多更大的施主给寺庙捐了更多的钱。但是，我们在风里，雪里，雨里仍然看到楚布施主忙碌的身影，他仍然在化缘，仍然废墟上测量，他还在规划新的寺庙建设。他说，楚布寺要修的殿太多，后面的大佛殿还很艰难，还缺很多的钱，佛的脸还没有贴上金。贾察活佛的大殿也要修，山上苦修庙的喇嘛在苦修也非常艰难……。面对他，你不由自主地希望倾其所有。而说服我又是极容易的事，于是，我们一一给他所说的项目尽我们的力量捐了钱。
第一次见他，我们就被他的人格魅力打动，我相信他的化缘能力是相当强的，就凭我们的这一次交谈，我几乎看到了过去的时间里楚布寺的小佛堂是怎样一点一点变为现实的。
以后，我们每年都去楚布寺，不管多忙，楚布施主一定要拉我们去修建的大殿看一看，他很具体地对我们说，你看，这就是你们捐钱修的……
谁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他心里一清二楚。只要有机会见到捐过钱的人，他是一定是要带他们来看成果的。
楚布施主的民间地位非常高，老百姓都非常尊崇他。但是他在僧团组织里没有职务，寺庙也不给他开工资。再加上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金钱来源，所以，应该说他在寺庙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楚布施主自己在河边盖了一栋小房子住下，家徒四壁，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一间有一面墙都是玻璃窗的小房子，地上铺一块干净的地毯算是客厅。家里永远堆满了各种佛堂的半成品木雕、佛的胳膊、佛的腿等等。
每次见我们他都要拉我们到他家吃饭。他给我们吃的肉包子半生不熟难以下咽。他翻箱倒柜给我们找出一个羊腿，这只腿上半截皮已经扒了，下半截还穿着袜子和小皮鞋（就是这只羊的皮和碲子还在）！我们一直把这只腿啃得只剩下一只小皮鞋。
每到他家，我的心就受不了。我无法眼见这么破烂，这么临时的家和他那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实在看不下去我就给他一些钱，对他说，这钱一半给寺庙，一半给你，希望你管管家。
但是他永远地给佛化缘捐衣服，自己永远地穿得破破烂烂。
我们之间有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总惦着去看看他。他平时没事就义务给游人当导游。讲楚布寺的历史和故事，然后乘机化缘。
我们跟楚布寺的喇嘛关系非常好，经常一起唱歌一起喝酒，喇嘛们高兴了还会用藏语唱样板戏。我们玩闹时，楚布施主总在一边不玩不闹只是笑。旁边的朋友说，你别看他象老实人的样子，实际上一点儿也不老实，阿佳拉多多的有了！我不骗你们，他有六个老婆。这几个老婆在哪个山沟，他的朋友都能一一给我们讲来。
按喇嘛的说法，他这人什么都好，几乎完美之极，就是这一点有违出家人规矩。据说老婆们对他都很好。后来我注意到，跟他住在楚布寺的老婆的确年轻漂亮。
楚布施主最小的孩子也就两、三岁，还有四五岁的，又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在西藏，我们凡到寺庙必定布施。我曾为此举而自豪，甚至自我崇高了一把。接触了楚布施主之后，我感到心里非常惭愧，从此再不要提“布施”这两个字。我们是分出一点钱来显示我们的热肠古道，而他是倾其所有。
他的出现让我们明白了布施的真正意义，在我心里，真正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施主的人，就是他。
随着楚布寺的兴旺发达，大施主越来越多，台湾人大把大把送钱的事常有发生，噶玛巴的管家都带上了满天星“欧米茄”手表。楚布施主自然被泠落了，这当然是非常正常的事。
98年台湾来了一批“化育基金会”的人，他们的秘书长是原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的孙子，此人曾出过家，后来还俗了。他们给楚布寺捐了一亿台币修一条路，叫成佛之道。
94年我曾发过愿：有遭一日发了财我要为楚布寺修建一条路。从拉萨到楚布寺只有二、三十公里，但这中间要修好几座桥。没想到这牛确实吹大了。现实是一年比一年艰难，靠做文化挣出几百万修一条路，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
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以至于我没有颜面回到楚布寺。而且喇嘛们也开始显得冷淡，他们认为我们是为了达到拍摄噶玛巴的目的吹牛皮。
台湾“化育基金会”不知怎么听说了我们的故事，邀请我们到楚布寺参加开工典礼。这事终于有人做我的心病也了了。
浩浩荡荡满载着台湾人的车队驶进了堆龙山谷，好多台湾人泪流满面嚎淘大哭：我前世来过这里呀！他们极其夸张地渲泻着对佛的无限虔诚。我当时使劲地默想，来过这么多次，怎么就没有唤起点前世的记忆呢？显然不是佛的亲弟子。
每个台湾代表胸前都戴着一朵小红花，我悄悄地躲开了，用摄相机记录了这个场面。对于我，能目睹到这个场面已经非常愉快。
每当在这种热闹的场合，我习惯地寻找我的老朋友和认识的人们。
不幸的是好多人都不见了：八十年代为复兴楚布寺费尽心机的堪布主本德钦于前一年圆寂，圆寂时我们拍下了他火葬的场面。陪噶玛巴见过***的老师土登桑布在前年圆寂，圆寂后他的头盖骨留了下来作了敬神的器具，他的心始终烧不烂，被寺庙保存了下来。
92年我们第一次接触十七世噶玛巴时，他还是一个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一样的孩子，94年我们拍他时他常乘着老师不注意给我们做鬼脸，他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现在，他已经成了威严的少年法王。
时间过得太快，这一切变化令我惊叹……
台湾人请我赴宴，共军和国军简直一模一样，做事方法、习惯用语都一样，我真闹不明白他俩打啥打？！台湾人化缘走的都是上层路线，打交道的都是高级人物。
秘书长叫陈宇庭，口口声声称他父亲陈履安叫院长。会长是个女性，据说过去是名演员。还来了一个大师叫悟空大师，以前是特技演员。他给我说他朝佛的时候骑加宽带的摩托，遇到高山上不去时，搭一个铁钩一根钢绳，连人带摩托一下就拖上去了。看人家，飞沙走石的西天取经，我真有点自惭形秽。
陈院长看着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温，你的心性很好，但你要修练呀，你只在有形世界里，这是微不足道的，你要赶快打破跟无形界的联系，进入无形界，冥冥之中有护法、天神保佑你，一进入那种境界你会所向披糜，无往而不胜呀！
面对这些高人，能不悄悄的躲到一边吗？
刚散会，突然有人叫我“嘎松泽仁！”这人叫我的时候同时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就走。一看，楚布施主！拉萨有个朋友知道这人就是楚布施主时，特别惊奇和感动，说你们俩个家伙，真是难兄难弟一对。
我们走出了楚布寺大院来到他的小房子。这时候我才知道，怪不得去年发大水，连西藏都发了，内地能不发吗？长江之水天上来呀！
公路的左边已经快冲垮，右边河岸的小屋子就是楚布施主的家。走近他的家才发现：他家的院子只有一半，另一半已经塌到河里，以前的客厅只剩一个玻璃窗框架悬在河面上，象吊脚楼一样。
战战兢兢地进了他黑呼呼的小屋，地面还是湿的，走起来直发颤，他连声地让我们坐，坐！一边拿桶从地上舀水，这情景就象电视里每天在报道的管涌！
此地不可久留，我要他一定赶紧搬家，他只是不置可否地傻笑，忙着给我们倒茶。我一再坚持要他离开，给他留了点钱，他答应不住在这儿了，住帐蓬。
他的孩子还在树林玩得是那么开心。
分手的时候突然回过头看他，我发现他老了，老得太多！笑起来的时候没牙了，走路要拄棍子，只有眼睛依然还是那么亮，精神一点没变。
楚布施主是我在西藏碰到的永远无法忘掉的人，我特别想在没事的时候弄两匹马，弄点酒，让他带我去看看他的六个老婆和他散落于民间的子女。
一边喝茶，一边听着他的故事。我想，那些故事一定是非常醉人的。
安多强巴
安多强巴今年八十五岁，最小的儿子还不到六岁，第二小的女孩也就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
97年我给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拍了一部关于安多强巴的纪录片，纪录老画家的艺术和人生。
片子做好送审时中心主任和栏目部主任都来了。
片子放完后半天没声音，我心里七上八下，每回送审都提心吊胆，生怕过不了关。编辑部主任突然说了一句：好家伙，精子成活率挺高啊！
片子顺利通过，老人旺盛的生命力把他们震住了。这个片子还获得了全国电视“星光杯”二等奖，我估计这跟老爷子生殖力有一定关系。
安多强巴在拉萨的名气之大，在老早西藏的流浪生活中就听说过他，只是一直无缘得见。97年见他之后，彼此感觉相见恨晚，以后便频繁交往起来。每次分别，两人多是“执手相看泪眼……”
去拉萨拍他的电视纪录片时，一直为给老人带什么礼物犯愁，特意打电话问朵吉，他说，最好买两本裸体画册给老爷子带上，他一定特别高兴。没想到老人和我的爱好那么一致，我马上找了两本纯粹表现女人曲线美感的摄影画册和人体的油画、素描画册带到拉萨。
果然老人两眼放光，特别开心。他对我说，哎呀，这个画册你送晚了一些，要早几年，我要再年轻一点的话，会帮助我提高很大的！我要是提高了的话，我的画就是卖钱也能多卖一点。不过，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来了也不晚。
去年老二又去看他，他告诉老二，他从末画过噶玛巴的唐卡，非常想画。而且还要把自己和老二画进去，一个在画噶玛巴，一个在拍噶玛巴。
老二在西藏病了。没想到老人知道后，从布达拉宫下来买了些慰问品来看他，把老二感动得泪流满面。出门后，老人对巴依说，这个家伙太可怜了！
安多强巴是世纪老人。
他的家乡在安多，安多之地的强巴。强巴是末来佛的意思，藏族好多都取这个名字。他从小被送到寺院出家当了和尚。据老人回忆，他当和尚时便不爱念经，寺庙里的壁画、佛像倒是让他浮想联翩，于是便偷着自己画画。
师付不让学画要他好好念经，每次发现他画画就打。但是，他还是偷着画。
没有纸，他剥下桦树皮当纸，没有笔，他用香头代替。香头的黑粉很有限，至多只能画两笔，他只好不断地把香点着再吹灭……安多强巴就这样学会了画画。
到他长大一些的时候，家里送他到拉萨的寺庙当小扎巴。
来到拉萨后，他眼界大开，并且能够正式地在寺院画画了。由于他特别聪明，很快就有了名气，达赖喇嘛选中了他当布达拉宫的画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御前画师。
安多强巴三十多岁的时候还俗了。
四十年代，西藏的喇嘛王朝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贵族阶层的生活非常腐化堕落，各种月份牌、广告、大美人日历和日本裸体画在拉萨开始出现。很多贵族把西藏密宗的密戏图当成了春宫画，画在自己家卧室的墙上。平时用帷幕遮起来，有亲友来访或者闲瑕时才拉开帷幕欣赏。
密宗密戏图中的男女双修壁画是为了观想，为了解脱，贵族们如此糟踏佛法，不亡才怪！
无论达赖还是贵族们都请安多强巴画画，他很快成了拉萨的大名人。
贵族们请他画了很多男女交欢的画。
达赖喇嘛请他在布达拉宫的正殿画了一幅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唐卡。
在我看来最有创造力的是他在罗布林卡画的壁画。
罗布林卡是达赖的夏宫，又叫宝贝花园。在达赖下塌的寝宫墙上，安多强巴用非常现代的手法画了一幅释伽牟尼图。
在他的笔下，释伽牟尼成了非常动人、青春亮丽、完美慈祥的现世佛。释伽牟尼含笑坐在菩提树下的草蒲团上，很多弟子围着他。背景再现了当时印度丛林的景象。透视法画出了空间和远近，充满了美丽魔幻的气氛。尤其是释伽牟尼的微笑美得让人震颤和激动，比起蒙娜丽莎的微笑来，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
看得出来安多强巴明显地受了西方油画的影响，甚至还能看出早期月份牌的影响，只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宗教情感，所以不象月份牌风格的观音像那样的艳俗。
安多强巴说，释伽牟尼一开始也不是神，他是从一个苦修者大彻大悟而成佛的。他要表现一个平民化的、理想的、完美的释伽牟尼。而不是一个生下来就具有无限神性的、不可亲近的释伽牟尼。
记得老人带我们去罗布林卡的时候，一进门，他似乎便进入了自己的时间隧道，全然不顾我们的存在，独自一人慢慢地走着，细细而又缓缓地抚摸着墙壁和门楣。一步一步进入他当年的时空，直至走到那幅壁画前他才停了下来，默然沉入冥想……
我们谁也不敢惊动他，只有摄影机的镜头静静地追随着，不发出一点声响……最后，老人好象从回忆中走出来了，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我五十多年以前画的了！
跟老人在一起，他会经常告诉你，这是差不多三十年以前画的；这是五十多年以前画的；这是……。由他带着我们一起游览，你会真正感觉到时间的含义是什么，你会真正感觉到沧桑变化意味着什么。
老人身体特别好，上布达拉宫不用人掺扶，非常的轻松。他经常上布达宫，象个不起眼的朝佛者。
他跟我们讲拉萨的故事和历史，面对他，就是面对一部拉萨历史。
西藏宫庭的秘密，重大的历史事件，他都是见证人。
达赖逃亡的时候吩咐他一起走，老人当面答应之后先假装生病，然后藏了起来。……
有一次，老人给我们翻出来很多早期画的画。他把度母也就是菩萨画成一个穿着薄如蝉翼轻纱的仙女，美妙青春的侗体简直不亚于波提切里的“春”。在菩萨的脚下虔诚地站着一位画师和妻子以及一群孩子，对着菩萨顶礼膜拜。安多强巴把自己的一家画了进去。
这幅画以天兰为主色，非常艳俗。可见老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笔下的神佛世界就充满了人间的欢乐和色彩。看得出来，他特别热爱现实的愉快和现实生活，他和那些宗教画家不一样。
但是，他的画一直遭到宫庭画师的异议，应该说，由于达赖对他的鼓励他才可以实现他的愿望：不断尝试新的画法。
和平解放时，安多强巴受达赖和斑禅的嘱托，画了一张毛主席的唐卡，作为达赖、斑禅进北京的进见礼。毛主席是西藏人眼里的大活佛，他让西藏人现世成佛，让他们有了土地和牛羊。达赖、斑禅进京也几乎等于是进见老佛爷一样。达赖不过是观音转世，观音跟释伽牟尼还差着一个档次昵。
安多强巴画的这幅唐卡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珍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
五十年代安多强巴随达赖斑禅到内地参观，到了北京听说有中央美院，他要求去看看。参观的那天正好碰上画裸体。他看见一位年轻漂亮一丝不挂的模特儿在台上站着，还摆出各种姿式，心一下就被抓住了，坚决要求留在中央美院学习。学习了两年写实画法之后，他又回了拉萨。回忆起当年，老人还笑着对我说，当时我一下子爱上了那个模特儿。
他不光画宗教画，改革开放之后顺应潮流也画了一些新壁画。比如他给一个宾馆画的布达拉宫就画得非常漂亮、立体。在他的笔下，布达拉宫脚下的树林郁郁葱葱，一团一团的古柳润泽亮丽。他敢把各种非常艳俗的颜色组合在一起，而且组合得让人惊讶的高级和雅趣。安多强巴就有这样的本事。
我对他说，没有这样多的树呀？
以前是这样的，他说。
他还画了许多历史题材的画：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藏医和汉医历史交往以表现汉藏交往的同源。他的画带有进步意义，具有很独特的手法。
拉萨有一个很有名的私人旅馆叫“巴朗学”，许多旅游者都爱住在那儿。老板慕名请老人给他在巨大门洞两边的墙上画了三幅壁画。其中一幅画的是拉萨城的建立。画面的主体是帐蓬前的两个商人，背景有牦牛队，很远的地方有拉萨河，布达拉宫占画面很不起眼的位置。他说，就是因为这些做卖买的人不断地到来，拉萨城才得以慢慢地建立。
安多强巴曾经是第一代美术家协会主席。他带出了特别多的学生。而且他打破不招女弟子的传统，招了不少女学生。他的现任妻子就是他的学生。
老人一生正式的婚姻有三次。
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给他生了七个孩子，现任的妻子给他又生了两个。我的朋友开玩笑，他有名有姓的子女有十个，散落民间的孩子不知多少。他的小儿子长得非常标准周正，由于年龄的差异，父子之间的感情尤其美好，尤其天伦之乐。现在画释伽牟尼，老人就让自己的小儿子作模特儿。
老爷子每天没事就到大昭寺转经，他真是爱尽人间春色。见了小姑娘柔情似水问长问短，问了人家的名字之后，连连摇头：不好，不好，你的名字应该叫玫瑰花！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我们聊得最多的是女人，他说他现在不行了，前两年每天吃一个鸡蛋打一炮没有问题，现在有点吃力了。听说有了伟哥，他很好奇，问我们能不能帮找一找，试一试？到了这把年龄还能这么充满活力，这真是让我们羡慕非常。
看到我们跟姑娘们打情骂俏他特别高兴。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想，老人肯定是回忆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风流倜傥，就是现在也风度不减当年。老人中等身材象个儒雅的学者，爱穿旅游鞋，爱戴一顶藏式礼帽，一付金丝眼镜。八十多岁高龄，背不驼，腰不弯，说话的声音低缓而滔滔不绝。
在西藏没有条件画裸体模特儿是让老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的事。他总跟我说，你要把一个神画得完美，不画裸体怎么能表现她的完美呢？女人是美的最具体的体现。
艺术家恨不得一个世纪如一日衷情于他所热爱的对象。直到如今八十多岁，他仍然如此含情地与女人交往，让每一个女人感到惬意。这种直率和健康的对于女人的热爱太令人感动了，我想，这也会令女人感动的。
真正懂得女人之美的人并不很多，我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
过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感觉自己精神和欲望大不如前，以前见到姑娘就想拿下，现在此念全无，心如止水。一个朋友看了安多强巴后对我说，你也就是歇口气，我把话搁在这儿，我生个女儿等你！
有了安多强巴的榜样，我还是比较有希望的。我决定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热爱生命，活到老爱到老！
绒坝岔姑娘
９３年的夏天，我在甘孜县的一位藏族大妈家做客。一位身着黑色藏袍的妇女不停地为我们掺茶。并不时地对着我诡秘地笑笑。看样子她像有三十几岁了。大妈告诉我，她是一位远房亲戚，住在绒坝岔──距北十多公里外的一个乡上。
我记起四年前曾经去过那里。
喝过了茶，大妈一家盛装让我照像，她的儿子和儿媳妇前几天刚刚完婚，也请我补照一张挂在房中的合影。最后当我客气地问那位黑衣妇女是否也照一张时，她突然说到：“你给我照过像！”事实上我已经预感到点儿什么，只是不能确认，因为四年前在绒坝岔我确实为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拍过照，记得当时是二三个姑娘一起背着筐走来，背景是雪山，我是抓拍的黑白照片。
这时她笑着说：“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可认识你，你姓温，你说过的要把照片寄来。”似乎真的有这么回事。
“你要了我的地址，你也给我留了北京的地址，你还说过让我去找你呢。”这确实像我做的事儿。
此时的我非常尴尬，连声抱歉，表示现在好好给照一张，而且是彩色的。她却非常顽皮地说：“我不要，我只要那一张，你答应过的那一张”。
此时我想起了四年前顽皮的那个姑娘一定要我的地址，而且哈哈地笑着说：“我会给你写信的。”
但面前的她确实变化太大了。黑黑的脸上已经有了许多绉纹，头发不整，衣服也很旧了。我问她生活的怎样？有几个娃娃？
她说：“我没有结婚哪，我一直等着你，我给你写过信，你也不回信，你这个人不够意思，怕什么呀？”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所有的朋友也都笑得弯了腰。
我说：“你真的去过信吗？”“当然是真的，我真想过去北京耍耍的。”我想起当时留的地址根本是没用的。
这时大妈对我说，她确实没嫁人，陪着老妈妈住，很能干，也到处跑，特别爱开玩笑。她说结了婚没意思，不安逸得很。
这时的我除了信誓旦旦——明知她未必会信，也无法表示其它什么了。
我发誓，一回北京要把那年拍的上百卷黑白底片做成小样，一定找出那张照片。
现在三个姑娘的照片放成二十时挂在我的房间，画面中最近的一位就是她。
９４年的夏天我要再去绒坝岔。
藏族就是这样，与他们打交道千万得注意你说过的话。他们对你再
好，你不许愿他们也不奢求什么回报。可是如果你答应了什么，那么请相信，他们就会永远记着这件事儿了。
通过给藏族朋友拍照片，我就深有体会。有时你送去了两张照片，他们会对你说当时拍的是三张，还有一张是那样拍的。然后给你摆个姿式。有时看着他们如此天真单纯，心中真受感动。确实他们与外界接触中可留下的记忆太少了。
想起一个笑话，藏族人是非常讲礼貌的，尤其忌讳在人前放屁。我的一位朋友吃了太多的生肉和奶制品，一不小心在一群牧场的姑娘身旁走了火。据说十年后，这个屁还会在那片草原上回荡呢：无论哪个帐蓬都一定会不时地讲起一个老汉族放屁的故事……
怀念益西降措
1990年的春天，我们哥俩第一次到达甘孜，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喇嘛藏戏团。益西降措就是这个藏戏团的导演。当时他刚刚带着这个藏戏团参加了上海国际舞台艺术节，据说国内外的反响都很大。
益西降措五十多岁，从小出家，十几岁在西藏的色拉寺学法，同时也学演藏戏。藏戏过去都是由寺院的喇嘛搬演的，著名的八大藏戏宣讲的也基本上都是与佛教有关的故事。益西降措的脑袋里装满了传统的藏戏戏文和艺术手段，他自己也是一位极出色的喜剧大师，同时他还有一手制做藏戏面具的绝活儿。我看到益西降措导演的第一出戏是《普姆朗萨》。故事讲的是一位叫朗萨的姑娘看到了十八层地狱中的种种苦难，深深怜悯那些迷失了佛性的魂灵，她不愿一个人获得解脱。在地狱的深处，她高唱“悲歌”，一首全体藏族人民都熟识的六字真言的反复诵叹，以此唤醒了众多孤魂野鬼的记忆，他们对佛主顶礼慕拜，跟随朗萨升向解脱的路程。
藏戏都是在晴天丽日之下的旷野搬演的，通常还要选择雪峰做为背影。戏演到高潮，全体观众都跟着剧中人一道唱起了悲歌，那歌声真的直入云霄，观众的脸上也都挂满了泪水。这出戏每年搬演一次，每次都会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对于藏人而言，他们坚信生死轮回及天堂地狱的因果报应。看着戏中地狱的苦难，他们会想到逝去的亲人是否也因迷失了心性而遭受同样的折磨，所以跟随着主人公用尽气力去高唱悲歌，仿佛借此即可唤醒亲人的觉悟。这首悲歌在生活中为死人送葬时也由亲友们吟唱，益西降措告诉我“悲”实际是“背”。也就是背着亲人前往天葬台的路上唱的送行歌，希望冥冥之中的灵魂不忘佛的咒语，重归轮回之路。
藏人由于坚住轮回，所以对死亡倒是看得洒脱得很，亲人天葬时是没有人哭的。相反面对地狱中的众生所受的苦难，他们却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和同情。看到这种演出，即便是一句台词也不懂，也不可能不被打动，当我的双眼也被泪水模糊了的时候，我看到益西降措一边在打鼓伴奏，一边在流着泪水高歌。
益西降措对我说，藏族的这点玩艺儿一定要传下去，他说他一生最好的时候有二年多前不能唱藏戏，所以他非常焦急，政策刚好，在相巴活佛的支持下和组织下，益西降措重招旧部也吸收一些小孩子，重新开始了排演。
一共二十几个演员都在活佛家楼下的仓房之中，因为都是出家人，每日的早晚诵经也是从不间断的，白天看到他们一个个风趣幽默，到了夜晚，每个人都安心地诵经，最后向三宝佛像叩头，然后才能安寝，就是在外出演出住在帐蓬中的时候也是如此。
90年的夏天，当我们第二次聚在一起时已经成为知已了。益西降措每每跟我争论藏戏的发展，在他看来时代变了，观众也变了，为了吸引观众，就需要一些新的手段，比如一些机关布景，新的化妆术，还有把戏从露天搬到舞台上演出。时间也从过去的每出戏演几天压缩为二个多小时，甚至他还尝试了起用民间女演员的办法。
对我来说，真是恨不能藏戏全部保留原始的形态。看到他们在台上的即兴表演，抓起一把糌粑在脸上的改妆，真是精彩，可是老百姓确实愿意看点新玩意儿。所以，每当看着益西降措用烧糊的小木棒认真地给演员们描眉画眼的时候，从心底里也深深地理解他的用心良苦。当时我蒙发了奇想，向他提议我们合作，改编藏戏为现代戏剧，使这种民间的艺术升华为一种能为更多人所接受的表演形式。益西降措对此一拍即合，因为他把这看成是弘扬藏族文化艺术的一种途径。从此，每年见面每年谈，每年谈完也都是因种种原因不能实现。
说起来很令人感动的是，90年的夏天，我们哥俩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整天靠着藏戏团的糌粑和酥油茶活着。特别是刚刚经历了德格的惊险。我们哥俩在川藏线上已是出了名的“特嫌”。走到每处都要与当地公安部门打个招呼。就是益西降措也开玩笑地叫我们是“弹簧”，相当于汉人讲的“混混儿”、 “滚刀肉”之类。可是玩笑归玩笑，益西降措和他的藏戏团从未轻贱过我们，就当我们是乞丐，也给了他们所能给予的一切。事实上，他们一年的口粮和酥油从来都是短缺的。
有一次，我们随着他们和甘孜县的文工团去康定演出。在漫长的路上，汽车中大家唱遍了所有会唱的藏语歌和汉语歌，这时益西降措轻声哼起了悲歌，全车的人都合了上来，一阵阵起伏、变奏、循环往复的吟唱，唱得我周身发热，一方面惊叹变化万般的弦律，一方面也被一种莫明的情绪感染，就这样我听了差不多近一个小时的悲歌。车过一个叫新都桥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出名的长期犯人的流放地。车上的人都下了车，说是去看亲友。后来我看到全车的人簇拥着一个小伙子，大家都哭出声来，并且几块钱、几块钱地凑着，最后塞给了小伙子，倒是小伙子很快乐的安慰大家。听说他因为误杀了人，要在这儿呆十年。
在重新上路后，我们尚沉在伤感之中，文工团员们已经开始闹了起来，他们讲着笑话，怪腔怪调地学着老师教小孩儿认字：拖拉机的机是机巴的机……
益西降措笑出了眼泪。
那一次分手时，他送给我他的毡帽，我留给他我的牛仔服。
91年的夏天，我们又重聚了，我特意戴着他的帽子，他竟然也仍穿着那件牛仔服。
显然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格外的惊喜，一是内地的汉人拍了照片竟然真的会说话算话，洗印放大送来，二是我们的条件明显好了，这似乎证实了我过去的允诺：想办法帮助他们藏戏团。
这次我们付了钱，请他们重演《普姆朗萨》，和我一同来的朋友们都是第一次看藏戏。我看到他们都流泪了。
益西降措在戏中还扮演着丑角儿，插科打浑，连蹦带跳把众人们即刻从悲哀的情绪中拉回，场内外一阵阵轰笑。藏人就是这样痛快地大喜大悲。
这一年我见了三次益西降措。另外两次一次是在成都，他们参加四川国际电视节的开幕式演出。一次是路过康定，我们恰好住在同一招待所，他是作为一知名的民间艺人参加州文联大会来的。
此时的他仿佛更有了紧迫感，藏戏团显然遇到了生存困难。从未主动求过我什么的他，这次也直接请我想办法了。我除了能提供极有限的现金帮助外，给他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回去多做些藏戏的面具，另外再捡些牛头处理干净，刻上六字真言。然后我去北京求朋友帮他卖掉。我的那个朋友迷恋西藏文化，在他经营的汉藏屋中专设了佛龛，一些善男信女捐赠的一千多元钱，他都转赠给益西降措的藏戏团了。所以益西降措是很相信这点的。
当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憔悴，失神的双眼，心里第一次有了不祥的预感。
92年的夏天，我们又路过甘孜，这时政府已经给了藏戏团一座大院儿，他们正打算集资盖房子。在院中的平房里我们见到他，他已经病了。脸黄黄的，瘦瘦的。告诉我说牛头准备好了，面具的泥胎也开始做了。我说我们要去西藏拍片，这次什么也不能带，等到秋天你一定来成都看病啊，一定，一定，我留下电话号码和几百块钱，希望他会来。
92年的秋天我是在北京和上海忙忙碌碌地度过的。到了冬天，也就是93年的春节才回到成都，无意中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他。画面是他的特写，正在敲着鼓，声嘶力竭的伴唱，看上去人很瘦，但精气十足。播音员说这是一个民俗游乐村的藏戏表演。
93年的夏天，我又回到藏戏团。在他们每日集体诵经的房间里，上首坐位旁摆放着一幅益西降措的油画肖像，显然是最后时刻在医院中画的。
我不能抑制凡人情感，跪在他的像前失声痛哭，哭得毫无顾忌，藏戏团的演员们很同情我，对于出家人来讲是早已将生死至之度外了。
他们慢慢地对我说，益西降措发病后很快就死了，没有痛苦，死之前也安详得很，益西降措最后说的是他死了没有什么，心里平静得很，只是希望藏戏团不能散，一定要演下去，还说：温导演一定会来的，到时候把牛头给他……
我提出看一看他的遗物：几张我给他们拍的演出照片，几本荣誉证书，一张我的名片，上面有改写了几次的联系电话。就这么一个小纸口袋。
他亲手做的几尊泥胎还摆放在窗外。
我在想拍记录片是残酷的，你一点点看着朋友衰老、死去。我都没有时间去做心里最想做，也是最该做的事情？
我在想益西降措本不该这么早死去，我是能救他的，最多他得的是肝、胆一类的毛病，为什么我秋天不在成都！
我在想一定是他不相信我了，不然为什么不再坚持下去，我们说过的要一起拍戏的！
我内心深处充满了自责，几年来做的只是尽量给他们一点钱，一点钱。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这根本无法报偿益西降措和他的藏戏团所给予我的。我欠他们的恩是永远也回报不完的。
生命的轮回也太快了一点儿。一颗凡夫俗子的心由谁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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